同治十二年秋，上海租界的午后总裹着层黏腻的热气。丹桂戏园前的青石板路***头晒得发烫，挑着糖粥担的小贩刚放下担子，就被涌来的人潮挤得往后退了三步。戏园朱漆大门上悬着鎏金匾额，“丹桂” 二字被往来车马扬起的尘土蒙了层浅灰，却仍掩不住那股子十里洋场独有的热闹 —— 这边穿短打的学徒正帮着戏班搬行头，那边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踮脚往戏单上瞅，忽见几个穿绸缎的妇人被丫鬟簇拥着过来，忙不迭地引着往二楼包厢去。

“今儿可是杨老板的《长坂坡》！” 卖瓜子的老妇往竹篮里抓了把瓜子，嗓门亮得能盖过街边洋行的汽笛声，“上次他演赵子龙，那杆银枪耍得跟长了眼似的，连李中堂家的公子都拍着桌子叫好！”

这话刚落，戏园里忽然静了静。先是锣鼓点轻轻敲了三下，像滴雨落在青瓦上，接着胡琴弦一挑，尖锐又清亮的调子便缠上了梁木。楼下池座的观众顿时坐直了身子，连嗑瓜子的动作都慢了半拍。

韦阿宝坐在二楼东首的包厢里，指尖无意识地绞着水绿绸裙的衣角。她刚从广州来上海不过半月，父亲韦天明在洋行里忙得脚不沾地，母亲王氏便常带她来看戏解闷。包厢里挂着水色纱帘，透过薄纱往下望，能看见池座里黑压压的人头，像刚翻耕过的麦田。她本没太在意台上的戏，直到那抹银白身影翻着筋斗上场，整个人忽然定住了。

杨月楼穿着白袍，胸前绣着虎头纹，靠旗上的金线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。他刚落地，那杆亮银枪便 “唰” 地竖在台中央，枪尖颤了颤，竟稳稳挑住了从空中落下的翎子。台下顿时爆发出喝彩声，阿宝却没跟着鼓掌，只盯着他的脸看 —— 他脸上画着赵云的脸谱，额间勾着红色的 “寿” 字，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，像是把台上火把的光都揉进了眸子里。

“这杨月楼，原是徽班出身，后来改唱京剧，” 王氏端着茶盏，轻轻吹了吹浮沫，“听说他拜过张二奎为师，这《长坂坡》是他的拿手好戏。”

阿宝没接话，目光追着杨月楼的身影转。只见他手持银枪，与扮演曹营兵将的演员缠斗起来，枪尖时而刺向对方咽喉，时而扫向脚踝，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。最精彩的是 “糜夫人投井” 那段，他单膝跪地，怀里 “抱着” 假婴，另一只手握住枪杆，缓缓起身时，靠旗轻轻晃动，竟没有一片翎子掉落。那眼神里的焦急与决绝，不像是在演戏，倒像是真的身处乱军之中，要护着幼主杀出重围。

包厢外忽然传来轻微的骚动，阿宝下意识地掀了掀纱帘，看见几个穿长衫的男人正往隔壁包厢走，为首的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者，袖口上绣着暗纹，一看就是粤籍商帮里的人。她心里忽然紧了紧 —— 父亲常说，粤商在上海最讲规矩，尤其看重 “良贱之别”，像戏子这样的 “贱籍”，他们向来是不屑与之为伍的。

正想着，台上的杨月楼忽然抬了下头，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二楼包厢。阿宝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忙不迭地放下纱帘，指尖却有些发烫。她听见楼下的喝彩声又响了起来，夹杂着几声叫好：“活赵云！真是活赵云！”

戏快散场时，王氏让丫鬟去给杨月楼送花篮。阿宝坐在一旁，看着丫鬟捧着满是绢花的篮子往外走，忽然想起刚才他台上的模样，便从腕上褪下一只翡翠镯子，悄悄塞进花篮里。那镯子是母亲给她的及笄礼，玉色通透，上面刻着缠枝莲纹。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只觉得那抹银白身影不该只配得上绢花。

丫鬟回来时，说杨老板接过花篮，看见镯子愣了愣，还特意问了句是谁送的。阿宝没敢让丫鬟说实话，只说是夫人的心意。可直到走出戏园，坐上马车，她耳边还响着胡琴的调子，眼前总晃着杨月楼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。

马车驶过外滩，路边洋行的玻璃橱窗里摆着西洋钟，指针 “滴答” 地走着。阿宝掀起车帘，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 —— 穿西装的洋人、扎长辫的国人、挑着担子的小贩，还有像杨月楼那样，靠技艺讨生活的戏子。他们明明都活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却被无形的等级划分成了不同的人。她忽然想起在广州时读过的新书，里面说 “人人生而平等”，可眼前的上海，却处处都是 “不平等” 的痕迹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 王氏拍了拍她的手，“下次要是还想看杨老板的戏，娘再带你来。”

阿宝摇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指尖轻轻触了触腕上空荡荡的地方。她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那抹银白身影，那杆亮银枪，还有那双眼睛，已经像一颗种子，落在了她心里。